专访丨曼多萨:无论你反感或热衷技术发展都没法阻挡

就好像是在曼多萨的电影里,雨总是叫人厌恶与恼怒。在《祖母》(Lola)中,它令两位为了孙子四处奔波的老人的头发更为稀疏,背弯得更深,步履也更为艰难;在《疯魔》(Sapi)中,它是旁观新闻人职业道德沦丧的梅菲斯特;在《塔克洛班的困境》(Taklub)中,它无情打断了灾民的生日晚餐,动摇、摧毁着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在《罗莎妈妈》(Ma Rosa)中,它是将迫于生计贩卖麻醉品的一家人推向绝境的帮凶。曼多萨镜头下,那些饱受命运的玩弄与倾轧的人们,在雨中踽踽独行的身影总是显得更为无助和孤立。好在雨水停歇后,他们没有像马贡多的人们那样走向毁灭,而是看到了曙光,尽管是微弱的、明灭的曙光。

现年59岁的布里安特·曼多萨无疑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导演。由于出生成长的菲律宾邦板牙省圣费尔南多并非繁华都会,电影与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无交集。直到来到首都马尼拉念大学后,影像世界的大门才对他敞开。在他45岁完成长片处女作《情欲按摩院》(Masahista)之前,曾有20年从事广告及道具背景设计的工作。不过一旦开始,即一发不可收拾,迄今他已完成约15部剧情长片以及多部短片。

另一方面,虽然曼多萨的导演生涯起步较晚,但自《情欲按摩院》一鸣惊人拿下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豹奖后,他便持续在国际影坛发光,扫荡包括“欧洲三大”在内的各电影节。2007年,先是在二月的柏林电影节上,《丫丫叉叉》(Tirador)赢得卡里加里电影奖;到了五月的戛纳电影节期间,《养子》(Foster Child‎)又作为“导演双周”的开幕片亮相;2008年,《高潮满座》(Serbis)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2009年,《基纳瑞》赢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不但令亚洲电影扬威,更改写了菲律宾电影史;2012年,先是《人质》(Captive)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随后《出让丈夫的女人》(Thy Womb)入围九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赢得纳萨雷诺塔代伊奖;2015年,《塔克洛班的困境》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并赢得人道精神奖;2016年,《罗莎妈妈》再度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2018年,他的最新作品《阿尔法,杀之权》(Alpha, The Right to Kill)赢得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影像风格上,曼多萨的作品接近所谓“真实电影”,常常使用手提摄影机增强如纪录片一般的写实感和临场感。电影的主人公往往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如同风雨飘摇的稻草,努力在恶劣的大环境中谋求生存下去的些许机会。不过,曼多萨的镜头并非是冷酷的,他也借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多舛,揭示社会,尤其是公检法机构的腐败与不作为。

虽然作品都聚焦社会议题,但过去曼多萨与菲律宾政坛的关联并不密切,直到2016年,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上台。曼多萨成了杜特尔特的支持者,并在2017年及2018年连续两年负责他的国情咨文演讲的拍摄及转播工作。这也导致他去年为Netflix拍摄的以政府肃清毒品为背景的连续剧《药命哀歌》(Amo)遭到了部分人士的:一位在反毒运动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在网上发起请愿,获得了七千多人的签名支持,要求Netflix下架该剧。反对者指责政府不该随意杀人,毒贩也有生存的权利;并认为该剧美化了杜特尔特,没有深刻检讨警察内部的腐败。

针对以上提及的曼多萨的独特作品风格以及他的政治倾向,澎湃新闻记者在与他的专访中一一发问。原本以为他可能大打太极或者拒绝回答某些问题,但采访进行下来,曼多萨始终非常坦率,没有刻意回避争议。而且,他也并非如照片上显得那般不苟言笑,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姿态。当记者提到他和他所欣赏的达内兄弟在主题和取材上不乏共通之处时,他马上接道:“但他们两位可是举世闻名的非常非常杰出的电影人,也是我一直敬仰的伟大艺术家。”

澎湃新闻:我对你的昵称丹蒂(Dante)一直很好奇,这个名字跟意大利大诗人但丁(Dante)有关系吗?

曼多萨:哈哈,其实没关系,我只是觉得这个名字让我比较能被记住。在我小时候,周围没人能记得我的名字布里安特(记者注: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在内,曼多萨的名字Brillante一直翻成“布里兰特”,但他本人的发音实为“布里安特”),所以我就变得不太喜欢它了,于是我的爸爸妈妈想到给我取一个短点的、容易记住的小名,就叫丹蒂。这个做法真的很聪明。

澎湃新闻:2009年,你凭借《基纳瑞》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电影人;五年之前,你又创办了Sinag Maynila独立电影节,帮助菲律宾的年轻人拍出自己的作品,并且走向国际舞台。我曾经看到有一种说法是:“曼多萨拯救了菲律宾电影”。对于这句话,你本人是如何看的?

曼多萨:老实说,我本人不太赞同这句话。当初,我知道我的电影入选戛纳主竞赛单元时,只是受宠若惊,根本没敢想会拿奖。而且,在这前一年,我的作品《高潮满座》也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结果确实就没有拿奖。对我来说,戛纳最佳导演奖是莫大的荣誉,毕竟我来自一个电影工业不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们国家的政治局势还经常处在动荡不安中,政府没办法在文化方面有很大的支持力度,就算电影也不例外。也不仅仅是政府,那时你从菲律宾的哪方面都得不到帮助。我完全就是跟着一群朋友白手起家。当时,我不认识任何一位行业大佬,当然,这个行当里也没人知道我是哪根葱。我完全就是一个局外人,拍电影的一切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一手包办。所以,你能想象,当我在戛纳听闻自己获奖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难以置信的幸运。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所以我会想要为从事这一行的菲律宾年轻人办一个电影节。这个电影节由一位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富豪赞助,他在菲律宾有一家发行公司,有时也会参与电影制作。所以,我们互相帮助,合作创办了这个规模并不大的电影节。

澎湃新闻:在成为导演、独立拍摄长片之前,你有过长达二十年从事广告以及道具布景设计等其它工作的经历,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曼多萨:从某些方面来看,那其实可以算是一个教育过程。不论是广告也好,还是道具布景设计也好,归根结底,都跟影像制作有关。这些工作就是我学习导演的学校。

澎湃新闻:你的电影往往采用一种半纪实半虚构的风格。我发现,在这些电影里的演员身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表演的痕迹,但他们又的的确确都是职业演员。那么,你在拍摄现场是怎么指导的?

曼多萨:我管这叫“真实演绎法”(Found Acting)。当采用这种方法时,你不要把剧本给到演员手上,不要要求他们按部就班念出写好的对白,而是让他们先自己去揣摩角色的言行。所以,当摄影机打开,他们在塑造角色时,其实是出于一种本能反应。他们不是为摄影机而表演,而是完完全全化身为角色本身。

澎湃新闻:那么你物色的演员都能习惯这种做法吗?我相信,有部分受过专业训练或者已经有不少作品的演员,对于没有剧本就开始拍电影这件事,会感到不适应。

曼多萨:的确,没有剧本这件事不是每个演员都能接受的。事实上,第一次出演我的作品的演员都会觉得很困难,他们还是会找我要剧本。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你事先拿到剧本,背好台词,到了开拍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自然的反应,不可能真情流露。而且,在我看来,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演员会更卖力、更投入。因为我不可能告诉他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去感悟。

澎湃新闻:对于世界各地拍摄艺术电影的导演来说,资金都是一件头疼的事。那么,菲律宾怎么样呢?

曼多萨:是的,但是身处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筹集还是要更困难一些。我们不可能获得大额的投资,因为有很多艺术电影不可能收回成本。事实上,不论你想要拍摄怎样的艺术电影,资金都会是一个问题。我想对这点我已经看得很透了。当你决定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你就必须做好准备,动用一切你可以动用的资源,不要轻易妥协。这时你会发现其实路也没有那么狭窄。还有就是要先想好,你想要拍的故事必须是你的资金能负担得起的;把故事想得天花乱坠,结果钱根本不够,根本就拍不出来,那也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好好想想如何让你的电影在主题上更有深度,想想什么样的讲故事的方法或者剧情的安排更能打动人,而不是徒有其表。

澎湃新闻:我发现你的电影都是关于社会的弊端和症结。那么,它们能对菲律宾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吗?在菲律宾上映时票房如何?

曼多萨:我有一个信念,就是电影可以改变世界,即便是像菲律宾这样的社会。但这个过程会很艰难,会面对许多的挑战。我觉得自己既然有机会拍电影,就应该拍能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作品,而不是追求票房的大片。而且我也相信,如果你去拍有意义的作品,多多少少是可以为社会带来些改变的。在我看来,这也是电影艺术家和单纯的讲故事的人的区别。如果你只关心票房,这未免过于自私了。那样的话,说穿了,你拍电影就是为了给自己赚钱,这还是太狭隘了。

澎湃新闻:说到电影人的社会性,你曾经两次拍摄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发表国情咨文。今年7月,他将发表任内的第四次国情咨文,还会由你来拍吗?

曼多萨:现在我还不能确定。我之所以去拍,是因为政府派人来问我是不是能做,我也想尝试一下。当然,我可以自由选择,可以回绝掉。我没有从中谋取任何私利,要求为此获得任何东西。

澎湃新闻:但是,你对杜特尔特的政策是支持的。那么,你又如何看待程序正义?

曼多萨:我始终坚信人权应该得到保证。即便是罪犯,也应该经过审讯。我不赞同,不经过审判,就把人杀掉,毕竟这是身为人的基本权利。我也反对人身伤害。而且,我不只是支持杜特尔特政府,我支持一切能让多数菲律宾人受益的政策。即使跟这个政府合作,我也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既作为一个电影人,也作为一个人。世上没有完美的政府,同样也没有完美的社会。任何政府和社会都会有短板,最为重要的,谁能受益最多。如果多数民众能因为这个政府变得更好,那么它就值得你支持。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电影人,作为一个菲律宾人,我不只是支持杜特尔特,而是支持任何一个能让多数菲律宾人受益的政府。

澎湃新闻:因为被看作是政府的支持者,你为Netflix拍摄的反毒电视剧《药命哀歌》在菲律宾遭到了一些人的,这会对你造成困扰吗?

曼多萨:完全不会。因为最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的人,始终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拍这部作品,也知道肯定会有反对的人存在,甚至任何一个反对杜特尔特的人,都会起来反对我。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我支持现在的政府,那么我肯定支持这个政府做的每一件事。但是我过去就反复说过,我支持现在的政府不代表我支持它的每一项决策。说到底还是那句话,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多数人能否受益。只要能做到这点,任何政府我都支持,也不管掌权的人是谁。

“相比科技带来的变化,在坚持主题、个人表达不妥协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让自己适应这种改变”

澎湃新闻:现在有越来越多菲律宾导演的作品入围国际电影节。比如在即将于6月28日开幕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菲律宾女导演Dwein Baltazar的《无物之颂》(Ode to Nothing)就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跟你作为导演初出茅庐时相比,现在菲律宾的年轻导演是不是更容易拍出自己的作品?

曼多萨:是的,当然。在我看来,影像的媒介从胶片变成数码,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算我自己,也是数码摄影的受益者,毕竟这要比胶片便宜得多。15年之前,我还在用胶片拍电影;现在,我们都能用手机拍电影了。而且,过去拍完电影,你只会想怎么才能让电影院放出来;现在,你有各种线上平台可以投放。

澎湃新闻:那么,菲律宾政府现在能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些相应的帮助吗?比如设立基金之类。

曼多萨:是有一些,不过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目前还不能提供太多。比如有一位女士就一直支持年轻的独立电影人和艺术片导演,她既是演员,也是政府的官员,这也可以算是某种来自政府的帮助。想当初,我们几乎得不到任何这类支援。不过,我们也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推动文化或者电影上的发展,不可能是这届政府主要关注的方面,就像之前菲律宾的其它政府一样。不过,至少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对艺术电影和独立导演的援助,虽然资金还不算很多。

澎湃新闻:你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也跟Netflix合作了《药命哀歌》。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两方的矛盾?

曼多萨:我想世界各地的电影人都渴望带着作品去戛纳电影节,并期待能在那里获得各方的认可。而与Netflix合作意味着你希望作品能通过更多的渠道,被更多的观众看到。电影人不应该过多地受技术的影响,因为不论你对此是反感还是热衷,技术都会自行发展,你没办法阻挡。你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保持创作本身的纯粹性。不过在我看来,相比科技带来的变化,在坚持主题、个人表达不妥协的前提下,还是应该尽最大可能让自己能适应这种改变。

曼多萨:我看过很多导演的作品,但唯一对我产生影响的还是我在电影方面的老师Armando Lao,是他教会我如何拍电影,改变了我的一生。

曼多萨:我很喜欢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作品,他们也是始终关注着社会议题,关注着自己国家的问题和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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